观察与思考| 乡村神秘宗教的复兴迹象

前几天暑假回老家，到一个亲戚家串门，竟然发现，两年不见，她已经成为村子里远近闻名的新晋巫师了。巫师在我们乡村中，女的叫神妈妈，男的叫神头子。在乡村，神妈妈多于神头子。

这个亲戚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姐，按照血缘关系我们应该很远。因为他的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干部，当年我考学的时候，找过他参考专业，平时对我们帮助也挺大，所以一直有来往。表姐小时候的生活比较优渥，尽管出生成长在农村，但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，她没有经历过农村的苦日子和农活的劳累。长大之后，嫁到不远村子的一户殷实之家。但是随着她父亲的去世，本来殷实的家庭开始衰退。她的丈夫虽然做生意，但是这几年生意并不好做。

她是怎样成为“神妈妈”的，我并不知道，也不曾听到父母提起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有两年不曾去她家了。今年，刚好我假期回老家，也就去看看她，到了她家才知道她已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神婆了。

见面叙谈，自然是谈到她的职业。我们因为亲戚，所以免费为我们服务了一次。父母最关心当然是弟弟的婚事，今年四十岁了，尚且单身。表姐的算法自然是什么时间，什么方向，什么年龄的女孩比较适合，这些不变的套路。还有就是家里的风水，哪里需要更改的，哪里需要拆掉等等不一而足。其实这些话语讨论，我小时候几乎在每个算命大师那里都听过。在和她闲聊的过程中，得知现在来找她的人所问的事，排个序的话就是婚姻、身体和未来命运。其中婚姻比较集中。来找她的普遍关心自己的大龄孩子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能解决对象问题。而身体问题相较于婚姻来说倒是不多。因为现在医疗发达，医保已经覆盖，很多病都可以治疗。而对于那些得了绝症的家庭，反而能看的开，不会再纠结于神秘力量的医治。来找她的一般是精神性疾病。农村至今对精神性疾病，如精神分裂和抑郁症，仍然不能形成科学的认知，而是将它们视为某种神秘力量的入侵。

关于婚事，这几乎成为农村当下最迫切和压力最大的事项。现在的农村，年轻人很少，能出去打工的基本都在城市打工，那些出嫁的一般在县城也有房子，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他们一般在县城居住，很少回家。农村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。此外性别比例严重失衡，造成农村大量未婚男性的剩余。加上结婚成本日益升高，县城一套房子，农村一套房子，一辆车子，再加上彩礼，这些基本需要六七十万左右。

面对这种婚姻的压力，毫无头绪的父母以及承载婚姻压力的单身男青年，不得不把这种不确定的预期寄希望在神秘力量之上。我大姐从儿子二十一岁开始，每年都会去找神婆巫汉去算命，而每年的答案都是“明年”，所指定的未来对象的方位，也不断变换，但是大姐每年仍然会相信他们的神秘预言。尽管大姐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，是教会秧歌队的一员。但是教会在自己所焦虑的儿子婚事之上并不能提供什么有效帮助，除了祷告代祷与等待上帝旨意之外，并没有其它的措施或者明确信息可供参考和依赖。但是她并不认为自己去找神婆巫汉违背了自己的信仰。在她看来，信仰上帝是一回事，找神秘的民间宗教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。

近几年经济形式不好，对农村的经济和收入也有影响，尤其那些为了结婚而债台高筑的家庭，更是对未来没有确定感。这也加剧了他们对确定性的渴望。这种背景下，也许可以说明农村神秘的民间宗教回归现象。

在整个宗教市场的现状之下，基督教显然并没有优势与民间宗教竞争。因为基督教将民间宗教的神秘主义列为邪灵加以排斥。教义中又没有预言未来的内容。因此不能像民间宗教那样，为压力之下的人，提供确定的未来。但是经济形势的差强人意，却让基督教的灵恩派开始小范围的升起。

当一个社会缺乏透明的规则，从而让人们对不能把握未来，对自身命运没有明确预期的情况下，往往会选择神秘的力量，用神秘来打败神秘。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通过什么努力，来改变现状，尤其是过去的努力并未取得相应的回报，动摇了他们对公正的信仰。既然社会的规则无法把握，那么自身的困境也就无法解脱。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一样，努力很多年，并未获得幸福生活，反而伤痕累累，一无所有。最终祥子放弃了勤劳致富的信念，反而去相信宿命论，最终成为“城市的垃圾”。

灵恩派的复兴与民间宗教的繁荣往往有极高的重合度。在八十年代前后，农村的经济压力很大，养老、教育和疾病成为农村家庭的三座大山，这个时候农村巫术市场很繁荣。在笔者小时候，七百人的村庄有着七八个民间宗教的从业人员。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基督教的灵恩派、长寿派的流行。那个时代和今天相似，都是未来不明朗，社会规则不透明的状态。

然而这种状态对于基督教来说，可能是一种挑战，他怎样在这种环境下，以自己的教义来安慰和带领那些困境中的人走出来，让他们感受到上帝对他们当下困境的回应。这是值得我们所有基督徒思考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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